汉唐以来依然出现多种《楚辞》注本，但都已一火佚，只消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流传下来。旧本《楚辞章句》篇次芜乱无序，宋玉《九辨》置于屈原的《离骚经》之后、《九歌》之前，西汉后期的刘向《九叹》置于西汉中期东方朔《七谏》和严忌《哀时命》之间，题为“屈原或景差作”的《大招》置于汉东谈主作品之后。为了使《楚辞》文本更合适逻辑，宋代学者先后屡次从头编纂。这些重编的《楚辞》文本呈现出多种结构形态。

一是“离骚”“楚词”对举的结构。北宋天圣年间的呈文之最早对《楚辞》进行重编，按照作家生计年代，换取旧本《楚辞》均分歧理的排序。呈文之本已佚，黄伯想《东不雅余论》卷下《校定楚词序》曾提到它：“呈文之以为惟屈原所著则谓之‘离骚’，后东谈主效而继之则曰‘楚词’，非也。自汉以还，文师词宗，慕其轨躅，摛华竞秀，而识其体要者亦寡。盖屈宋诸骚，都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谓之楚词。”据此，呈文之本将《楚辞》文天职为“离骚”和“楚词”两部分：屈原的作品除了《离骚经》，其余六题也称“离骚”，只消宋玉以下作品都称“楚词”。对于这个“离骚”与“楚词”对举的文本，黄伯想给出了辩白性指摘，觉得屈宋诗歌的文学属于“骚”，说话、内容则“都书楚语，作楚声，纪楚地，名楚物”，属于“楚词”；既然“离骚”和“楚词”在逻辑上不是并排关连，呈文之将两者对举的解决方法便不稳妥。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即遴选呈文之换取轨则之后的文本，但并莫得记号“离骚”和“楚词”以示区别。

二是“经”“传”对举结构。洪兴祖《楚辞补防备录·九歌》下曾提到：“一册《九歌》至《九想》下都有‘传’字。”洪兴祖莫得指出这个“经”“传”对举结构文本的编者是谁，也莫得确认其篇次有何各别，确认这个文本的篇数和纪律与《楚辞补注》一致，也所以呈文之本为基础重编而成。这位佚名编纂者认同呈文之的篇目换取，但废弃了呈文之“离骚”“楚词”对举的结构，尊屈原《离骚》为“经”，以原别撰《九歌》等章及宋玉、景差、贾谊、淮南、东方、严忌、王褒诸子凡有推佐首肯而循其调者为“传”，从而酿成“经”“传”对举的结构。

三是“离骚”“楚词”对举和“经”“传”对举的双重结构。呈文之重编的《楚辞》排序合理，但仍有不错深化的处所。晁补之《离骚新序（中）》言：“刘向《离骚楚辞》十六卷，王逸传之……东方朔、严忌都汉武帝廷臣，淮南小山之辞不率先朔、忌。王褒，汉宣帝时东谈主，都后淮南小山，至刘向临了作，故其纪律如斯。”晁补之在呈文之本基础上，凭据作家时序进一门径整排序。其重编本题为《离骚楚辞》，则是因为仍然沿用呈文之本“离骚”“楚辞”对举的结构。同期，据朱熹《楚辞辩证》卷上载：“洪氏目次《九歌》下注云：‘一册此下都有“传”字。’晁氏本则自《九辩》以下乃有之。吕伯恭《读诗记》引郑氏《诗谱》曰：‘《小雅》十六篇，《大雅》十八篇为庄重。’孔颖达曰：‘凡书非庄重者谓之传，未知此传在何书也。’按《楚辞》，屈原《离骚》谓之经，自宋玉《九辩》以下都谓之传。以此例考之，则《六月》以下，《小雅》之传也；《民劳》以下，《大雅》之传也。孔氏谓凡非庄重者谓之传，善矣；又谓未知此传在何书，则非也。但是吕氏实据晁本而言。”吕祖谦《读诗记》以《楚辞》的“经”“传”结构倒推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中的“经”“传”结构，朱熹指出他依据的是晁补之本，可见晁补之本自宋玉《九辩》以下有“传”字。“传”字的添加是为了呼应首篇《离骚经》。如斯看来，晁补之本中应该“离骚”“楚词”对举和“经”“传”对举双重结构并存。

四是“离骚”“续离骚”对举结构。这是朱熹《楚辞集注》始创的新结构。《楚辞集注》是流传于今的三种过错注本之一，亦然宋元以后最主流的文本。朱熹有感于王逸、洪兴祖二家注文烦琐而未能揭示要义，故从头编纂、审视。《楚辞集注序》言：“自屈原赋《离骚》而南国宗之，名章继作，通号‘楚辞’，大抵都祖首肯，而《离骚》深刻矣。”在朱熹看来，《离骚》等于《楚辞》的灵魂，南国文学的不祧之宗，“楚辞”都是效法《离骚》繁衍而来。朱熹铁心昔日“离骚”“楚辞”对举或“经”“传”对举的结构，将屈原作品七题标为“离骚”，宋玉《九辩》以下八题标为“续离骚”，从而酿成“离骚”“续离骚”对举的文本结构，大大突显了《离骚》在《楚辞》中的地位。不仅如斯，朱熹还对昔日的文本进行增删，宋玉以下删去东方朔《七谏》、王褒《九怀》、刘向《九叹》、王逸《九想》四篇，贾谊《惜誓》以下增补《吊屈原赋》和《服赋》（即《鵩鸟赋》）二篇。增删的启事在《楚辞辩证》卷上曾论及，因为东方朔、王褒、刘向、王逸诸作仅仅模拟《离骚》的样子，穷乏内涵意蕴上的连续；而贾谊受排挤被谪为长沙王太傅，以迁客身份创作的《吊屈原赋》和《服赋》寄寓抑郁失落之情，与屈原创作《离骚》的环境和神气颇为一致。

宋东谈主重编《楚辞》的各样态文本结构背后，贯衣裳编纂者对于《楚辞》阐释传统的清楚和袭取。从汉代初始，《楚辞》阐释逐步酿成两种传统：屈骚传统和依经立义传统。前者以屈原遭逐后创作的《离骚》为主要文本，重心揭示屈原苏世零丁、横而不流的东谈主格精神，讲明诗歌中忠君爱国、悲愤忧伤、愁想郁结的想想心扉，从而建构迁客文学的抒怀传统。后者是由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初始遴选的阐释传统。其旅途是推尊《离骚》为经，强调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”，用汉儒解经的门径来阐释《楚辞》，后世的《楚辞》审视多沿用这种想路。

呈文之本隔离为“离骚”和“楚辞”两部分，特等突显屈原作品的迁客文学品格，这是对屈骚传统的战胜。洪兴祖用以参校的佚名重编本，《九歌》以下篇目都题“传”字，与《离骚经》酿成“经”“传”对举结构，不错估计，这位编纂者应该是“依经立义”传统的拥趸。晁补之《重编楚辞》在宋玉《九辩》以下篇目添加“传”字，则不单推尊《离骚》，而是将屈原作品举座视为“经”；“离骚”“楚词”对举和“经”“传”对举双重结构的兼用，响应了晁补之既战胜屈骚传统，也兼顾“依经立义”传统的追求。

朱熹《楚辞集注》对旧本选篇进行增删，并区分为“离骚”和“续离骚”两类，很彰着是在向屈骚文学传统纪念。但是，动作理学家的朱熹对《楚辞》阐释的“依经立义”传统也从未辩白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纪录了他和门东谈主对于“经”“传”的问答：“问：‘分诗之经、诗之传，何也？’曰：‘此得之于吕伯恭。《风》《雅》之正则为经，《风》《雅》之变则为传。如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即经也。如后东谈主作《反骚》与《九辩》之类则为传耳。’”由此可见，朱熹对“经”“传”对举结构的《楚辞》文本是认同的。践诺上，朱熹从来也莫得偏离“赋者，古诗之流”的不雅念，《楚辞集注》主旨是讲明屈原的丹心、忠实，用理学想想来重塑这部书，文本中多量遴选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的诗学话语，以致还沿用《诗集传》的阐释门径，细化出“赋而比”“比而赋”“比而兴”“兴而比”“比而又比”等主见，总体而言，其阐释旅途仍然是“依经立义”。

固然每一个宋东谈主重编的《楚辞》文本都体现了编纂者对于屈骚传统和“依经立义”传统的不同清楚和继承，以及他们试图将二者融合融合、汇为一体的奋力，但在比拟各样态的文本之后，不得不承认，只消朱熹想虑最为玉成，从选篇、结构到文本审视，不露踪迹地完了了两种传统的互洽。

（作家：王媛体育录像/图片，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评释）